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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律师说，日本对侵华历史问题的态度一直坚持‘不赔偿、不道歉、不认账’的‘三不’原则,要想扭转他们‘拒绝承担战争责任和赔偿’的方针并非易事。日本政府对付民间索赔就是靠三招“国家无答责”、“除斥期间”和“个人请求权”。
“国家无答责”,是日本天皇制度下的一条法理,即国家不因国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战后,日本《民法》彻底取消了这一法理，但仍有日本人坚持认为事发当时是在民法取消之前，因此事发时仍为国家无答责，如果中方非要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事，就只好按当时的法律衡量。“除斥期间”是指诉讼时效问题,即只要过去了二十年,针对非法行为请求诉讼的权利就消灭了。“个人请求权”则是指972年中日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中国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请求权。
我们认为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首先我们现在的诉讼是按照日本国内法，“国家无答责”本身已失去法律效力，事发时固然日本国内法没有取消这个国家无答责，但是事发地在中国，只能按中国法律处理，从国际战争角度看，要按照国际法处理，而中国当时的和现在的法律、成文国际法和不成文国际法都没有“国家无答责”这回事，你日本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你不负责谁负责？对于“个人请求权”问题,我们内部有人主张以全国人大未曾批准中日联合声明为由指出该声明尚未在中国法律上生效，不过立即就被内部否了，因为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我国政府至今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促进中日友好的立场始终未变。但是，国内国际法律界主流意见认为,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权利,而不是个人赔偿要求权，从法理上讲,国家是不能代理国民放弃某些权利的。所以这两条，日方自己也认为难以自圆其说。
困难的是时效问题。既然是民间索赔，民事时效是很难绕过去的。以往我们几次索赔官司往往输在这条表面理由上。战争过去快70年了，那时的证人绝大多数都已故去了，日方律师说从945到95的二十年内中国平民未曾提出索赔要求，也没有时效接续。
沈湘一直脸朝外观察环境，听到这里忍不住转过脸看着程律师问“那怎么办？”
程律师沉了沉说“上周东京特别民事法庭开庭辩论。日方在所有法理都被我们驳倒的情形下，不出所料拿出时效问题这最后一招，……”
东京特别民事法庭，中国民间索赔团出庭的200余人，连同有正义感同情中国受害民众的日本友人，都在紧张地盯着中方律师席上站立的程律师，如果不能有力答辩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次空前规模的索赔诉讼看来还将以中方败诉告终。这次中方怎样答复？
程律师悲愤的目光扫视全场，目光过处，许多日本人避开了眼光。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在有效时效内，明确无误地提出了索赔的要求。”说着，程律师缓缓解开西服衣襟，在全场鸦雀无声屏息以待的瞩目中，从怀中取出一幅血迹乌黑斑驳的中式对襟上衣，年代久了原本白色的布料颜色暗黄，程律师小心翼翼一幅幅展开这件血衣，一行血书现出
誓完此愿第三代后人999年4月公祭
程律师双手慢慢地继续展开，第二行血书
血债血偿第二代后人978年清明
慢慢展开，第三行血书，血迹斑驳发黑
潘家裕939年被日寇屠村，男女老幼32人遇害，仅余后人950年清明歃血盟誓
程律师猛地抖开全幅衣襟，最后两个斑驳黝黑的血写大字陡然跳出
索还
全场哗然，东京特别民事法庭内各方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站了起来。
浑身巨震，沈湘胸中卷起万丈狂澜。爷爷口述的那份遗嘱是在两个律师见证下录写的，每年清明父母都要集合全家人诵读，沈湘从小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沈湘的部队绝大多数人都是外省人第三代、第四代，因此大都是国民党老兵的后代，这些老兵大都拥有一部抗战的血泪家史，迁台后代人人承载着墨写的、血写的、口述的和无字的嘱托，无论这些后代是军人还是平民，是富商巨贾还是背着竹笠下田的老农，这些嘱托如用两个字写出，那就是“索还”。
程律师说，日本法官当时脸色惨白，沉默许久之后宣布休庭。我方递交了三百多个组代表五百余万人的起诉书，这次不是要求日本哪个公司赔偿，而是要求日本国家赔偿。中国平民要求的日本国家赔偿。我现在代理的这2个组的当事人中，人身伤害索赔的23个组，一半是南京市的，其中一个组代表了玄武湖旁一个街区的万余人，3个组是财产损害索赔的，都在重庆，2个组代表了日寇轰炸受损房屋的财产暨民事权利继承人约三千余人，一个组是被炸毁工厂权利继承人的二百余人。我们这次来的一千多人仅代表了大陆五百余万受害人，大陆方面还是作出了控制，不然的话，几亿人都有权提起索赔！
庭下磋商，日本政府律师团首席律师一上来就深深鞠了一躬，说他个人无法否认那是中方当事人在有效时效内要求索偿的真实意思表述。此人是个有名的法学教授。接下来开始正式会谈。日本政府应诉律师团问中方究竟要如何实际解决这样的事？有几份起诉书提到血债血偿？总不能真的这样解决吧？中方的真实诉求是什么？中方律师团中也有日本友人，当时就冷冷的说“赔钱总比赔命好！”
会谈气氛一致地转入经济赔偿数额，日方首席律师声明只是非正式讨论“议论一下”，不代表官方的意思。几个日方律师说数额实在是太大了，把明确提出数额的起诉书相加初始额就达00亿美元，有的还要求计算复利，那就是3万亿美元啊！这还只是五百多万人的要求啊！日本无论如何赔不起啊！中方律师团的日本友人乘机提出比照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这就是大约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了。日方律师团不说话一齐看我们。我们说原则上未经中方委托人同意我们无权修改索赔标的。日方说那么请在下周一继续会商。
到了本周一，日本军警突然包围了中国民间索赔团住处，说我们入境手续有些问题，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当时我们肺都气炸了。研究决定今天在日本政治中心地带国会公园举行集会，后面的事，你都看到了。
夕阳完全没入了地平线。迫击炮弹依然在外面零乱地爆炸，一闪一闪的火光映照着沈湘硝烟般沉重的脸色。
“我郑重请求您作为我爷爷的对日索赔全权代理人。并且，一会你们撤退需要有人掩护。我不走了。就在这里索赔到底。”沈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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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无答责”,是日本天皇制度下的一条法理,即国家不因国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战后,日本《民法》彻底取消了这一法理，但仍有日本人坚持认为事发当时是在民法取消之前，因此事发时仍为国家无答责，如果中方非要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事，就只好按当时的法律衡量。“除斥期间”是指诉讼时效问题,即只要过去了二十年,针对非法行为请求诉讼的权利就消灭了。“个人请求权”则是指972年中日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中国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请求权。
我们认为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首先我们现在的诉讼是按照日本国内法，“国家无答责”本身已失去法律效力，事发时固然日本国内法没有取消这个国家无答责，但是事发地在中国，只能按中国法律处理，从国际战争角度看，要按照国际法处理，而中国当时的和现在的法律、成文国际法和不成文国际法都没有“国家无答责”这回事，你日本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你不负责谁负责？对于“个人请求权”问题,我们内部有人主张以全国人大未曾批准中日联合声明为由指出该声明尚未在中国法律上生效，不过立即就被内部否了，因为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我国政府至今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促进中日友好的立场始终未变。但是，国内国际法律界主流意见认为,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权利,而不是个人赔偿要求权，从法理上讲,国家是不能代理国民放弃某些权利的。所以这两条，日方自己也认为难以自圆其说。
困难的是时效问题。既然是民间索赔，民事时效是很难绕过去的。以往我们几次索赔官司往往输在这条表面理由上。战争过去快70年了，那时的证人绝大多数都已故去了，日方律师说从945到95的二十年内中国平民未曾提出索赔要求，也没有时效接续。
沈湘一直脸朝外观察环境，听到这里忍不住转过脸看着程律师问“那怎么办？”
程律师沉了沉说“上周东京特别民事法庭开庭辩论。日方在所有法理都被我们驳倒的情形下，不出所料拿出时效问题这最后一招，……”
东京特别民事法庭，中国民间索赔团出庭的200余人，连同有正义感同情中国受害民众的日本友人，都在紧张地盯着中方律师席上站立的程律师，如果不能有力答辩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次空前规模的索赔诉讼看来还将以中方败诉告终。这次中方怎样答复？
程律师悲愤的目光扫视全场，目光过处，许多日本人避开了眼光。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在有效时效内，明确无误地提出了索赔的要求。”说着，程律师缓缓解开西服衣襟，在全场鸦雀无声屏息以待的瞩目中，从怀中取出一幅血迹乌黑斑驳的中式对襟上衣，年代久了原本白色的布料颜色暗黄，程律师小心翼翼一幅幅展开这件血衣，一行血书现出
誓完此愿第三代后人999年4月公祭
程律师双手慢慢地继续展开，第二行血书
血债血偿第二代后人978年清明
慢慢展开，第三行血书，血迹斑驳发黑
潘家裕939年被日寇屠村，男女老幼32人遇害，仅余后人950年清明歃血盟誓
程律师猛地抖开全幅衣襟，最后两个斑驳黝黑的血写大字陡然跳出
索还
全场哗然，东京特别民事法庭内各方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站了起来。
浑身巨震，沈湘胸中卷起万丈狂澜。爷爷口述的那份遗嘱是在两个律师见证下录写的，每年清明父母都要集合全家人诵读，沈湘从小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沈湘的部队绝大多数人都是外省人第三代、第四代，因此大都是国民党老兵的后代，这些老兵大都拥有一部抗战的血泪家史，迁台后代人人承载着墨写的、血写的、口述的和无字的嘱托，无论这些后代是军人还是平民，是富商巨贾还是背着竹笠下田的老农，这些嘱托如用两个字写出，那就是“索还”。
程律师说，日本法官当时脸色惨白，沉默许久之后宣布休庭。我方递交了三百多个组代表五百余万人的起诉书，这次不是要求日本哪个公司赔偿，而是要求日本国家赔偿。中国平民要求的日本国家赔偿。我现在代理的这2个组的当事人中，人身伤害索赔的23个组，一半是南京市的，其中一个组代表了玄武湖旁一个街区的万余人，3个组是财产损害索赔的，都在重庆，2个组代表了日寇轰炸受损房屋的财产暨民事权利继承人约三千余人，一个组是被炸毁工厂权利继承人的二百余人。我们这次来的一千多人仅代表了大陆五百余万受害人，大陆方面还是作出了控制，不然的话，几亿人都有权提起索赔！
庭下磋商，日本政府律师团首席律师一上来就深深鞠了一躬，说他个人无法否认那是中方当事人在有效时效内要求索偿的真实意思表述。此人是个有名的法学教授。接下来开始正式会谈。日本政府应诉律师团问中方究竟要如何实际解决这样的事？有几份起诉书提到血债血偿？总不能真的这样解决吧？中方的真实诉求是什么？中方律师团中也有日本友人，当时就冷冷的说“赔钱总比赔命好！”
会谈气氛一致地转入经济赔偿数额，日方首席律师声明只是非正式讨论“议论一下”，不代表官方的意思。几个日方律师说数额实在是太大了，把明确提出数额的起诉书相加初始额就达00亿美元，有的还要求计算复利，那就是3万亿美元啊！这还只是五百多万人的要求啊！日本无论如何赔不起啊！中方律师团的日本友人乘机提出比照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这就是大约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了。日方律师团不说话一齐看我们。我们说原则上未经中方委托人同意我们无权修改索赔标的。日方说那么请在下周一继续会商。
到了本周一，日本军警突然包围了中国民间索赔团住处，说我们入境手续有些问题，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当时我们肺都气炸了。研究决定今天在日本政治中心地带国会公园举行集会，后面的事，你都看到了。
夕阳完全没入了地平线。迫击炮弹依然在外面零乱地爆炸，一闪一闪的火光映照着沈湘硝烟般沉重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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